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：从武汉出土文物看千年江城变迁

何以江城？答案就藏在奔涌的长江里。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，长江日报记者探访考古、历史及(jí)古建专家(zhuānjiā)，解码武汉如何从“九省通衢”的地理枢纽，成长为长江文明的重要见证者与参与者。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以武汉文物为线索，系统梳理了从商周至明清时期(shíqī)武汉在长江文明中的历史坐标，揭示文物背后长江贸易、文化融合与城市演进(yǎnjìn)的深层(shēncéng)脉络(màiluò)。 兽面纹十字孔(kǒng)青铜尊。 青铜器(qīngtóngqì)里的长江文明源头： 盘龙城与商王朝的南方经略(jīnglüè) “武汉的城市史，可以从一件(yījiàn)青铜器讲(jiǎng)起。”任晓飞首先向记者介绍了(le)出土于黄陂王家嘴墓地的兽面纹十字孔青铜尊。这件商代礼器肩部夔纹凌厉，腹部兽面威严，其铸造工艺与中原青铜器一脉相承，却蕴含江汉地域的独特审美(shěnměi)。“它(tā)不仅展现了商代青铜工艺的独特审美，也实证了这一区域在商王朝南土战略中的重要地位。” 这件青铜尊的(de)发现地——盘龙城(pánlóngchéng)遗址(yízhǐ)，将武汉的城市历史追溯到了3500年前。作为长江流域迄今发现保存最完整的商代(shāngdài)早期城市遗址，夯土城垣、宫殿基址、玉器、青铜器等遗存表明，盘龙城并非边陲之地，而是商王朝精心经营的南方据点，标志着武汉地区(dìqū)已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网络。 任晓飞特别提到“玉戈之王”——出土于李家嘴3号墓，长达94厘米的(de)大玉戈：“这件器物不仅体现了(le)巫礼文化对权力的象征需求，也昭示了盘龙城主人在王朝(wángcháo)体系中的特殊身份。”而(ér)杨家湾17号墓出土的金片绿松石镶嵌龙形器，则是目前(mùqián)中国发现最早的金玉嵌饰之一，其夔龙形制、工艺构思与中原文化密切相关，进一步证明了商代王权、工艺与信仰已深入江汉地区(dìqū)。 长江防御与漕运体系下的城市(chéngshì)转型 随着历史演进，武汉的战略价值在三国时期凸显。孙权筑夏口(zhùxiàkǒu)城(chéng)（今武昌蛇山），将(jiāng)其纳入东吴江防体系。黄陂(huángpí)滠口出土的青瓷坞堡，生动还原了当时(dāngshí)的军事聚落形态。“围墙、角楼、谷仓的细节，说明这里已是具备自给能力的区域性中心。”任晓飞分析道。洪山石咀(shíjǔ)铜弩机上的铭文则更具戏剧性——“郎吏缪曜私弩(sīnǔ)、将军郑贵私弩、将军赵濯私弩”，三人曾先后掌控此弩。“一件兵器串联起三国人物浮沉，也折射出武汉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历史宿命。” 至隋唐时期，武汉(wǔhàn)(wǔhàn)因漕运勃兴迎来转型。李白“江城五月(wǔyuè)落梅花”的诗句(shījù)，赋予武汉“江城”的文化标识，武汉博物馆展出的一件件唐代人物陶俑则勾勒出市井(shìjǐng)繁华。“胡人俑、武士俑、仕女俑同出，说明唐代武汉已是多元文化交汇的港口城市。”任晓飞指出，安史之乱后，江汉漕运成为(wèi)唐王朝的经济命脉，鄂州节度使牛僧孺重修城垣、统辖两岸，为后世“三镇一体”奠定基础。 长江贸易(màoyì)网络中的武汉角色 宋代是武汉枢纽地位(dìwèi)确立(quèlì)的关键期。湖泗窑(húsìyáo)出土的宋影青釉“瓜棱执壶”，以其温润釉色颠覆了“湖北(húběi)无(wú)宋瓷”的认知。“这些瓷器通过长江水系远销各地，证明本地手工业已深度融入长江贸易网络。”任晓飞强调。南宋时，鄂州更因岳飞驻军和湖广总领所的设立，成为统筹(tǒngchóu)数路财赋的军政中心。“货币流通与官署遗迹显示，武汉已从军事要塞转型为经济枢纽。” 明清时期，武汉三镇格局最终定型。明末清初的《江汉揽胜图》以恢宏(huīhóng)笔触记录了这一巅峰：武昌城楼巍峨，汉阳码头繁忙，汉口商船(shāngchuán)云集。二妃山明楚王墓出土的成化蓝釉执壶、青花(qīnghuā)龙纹(lóngwén)碗等器物，则揭示了王府贵族对长江流域奢侈品的消费能力。“汉口在明代中后期崛起为‘楚中第一繁盛处(chù)’，正是长江贸易(màoyì)推动城市功能分化的结果 。” 文物里的长江文明启示(qǐshì)： 开放与融合(rónghé)的永恒主题 回顾(huígù)武汉文物呈现的(de)长江(chángjiāng)文明史，任晓飞总结出三大鲜明特质：首先是枢纽性(xìng)，从商代铜矿运输到明清漕粮贸易，武汉始终是长江流域资源流通的关键节点，承担着连接南北、贯通东西的重要使命(shǐmìng)；其次是包容性，三国时期的青瓷坞堡、唐代胡人俑、宋代(sòngdài)影青瓷等文物，生动展现了不同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相互影响、融合(rónghé)共生的历史进程；最后是创新性，无论是盘龙城青铜器对中原工艺的本土化改造(gǎizào)，还是湖泗窑独创的瓷器技术，都彰显出长江先民在吸收外来文明基础上勇于创新的精神特质。这三个特质共同(gòngtóng)构成了武汉在长江文明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文化内涵。 “《江汉揽胜图》中穿梭的帆影，与今天长江航运的巨轮遥相呼应(yáoxiānghūyìng)。”任晓飞说，“文物告诉我们，武汉的基因里始终流淌着开放与变革(biàngé)的血液(xuèyè)，这正是长江文明千年不衰的密码。” 从商周青铜到明清瓷画，武汉的文物犹如一把钥匙，解锁了(le)长江文明从萌芽到鼎盛的历史进程。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背景下，这些物证不仅诠释(quánshì)着“江城”的独特魅力，更为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(gāozhìliàng)发展(fāzhǎn)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。 （长江日报记者樊友(fányǒu)寒）